，那种凭借长官意志“拍脑袋”的决策，固然很少出现“杂音”，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时候，当时的决策者又有哪一个曾经站出来声称对这件事负责？青藏铁路通车了，固然可喜可贺，但在举国上下皆欢庆的同时，是否有人仍然还在为青藏铁路对高原极端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默默地发出“杞人之忧”呢？我认为，这样的“杂音者”才是真正的为国家、为人民和为历史负责的“智者”，他们才真正值得人们礼赞和崇敬！
话又回到本文开头的话题上，就连阴法唐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对于新闻媒体的认识，还依然停留在党报不允许出现“杂音”这样的水平上，真让人感到中国社会进步的艰难！
    不过，同样是高级领导干部，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先生的观点就颇为开明：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在于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而在民间，关于新闻媒体的职能和地位的呼声，早已经“春潮涌动”，“风雷激荡”。只是不知，民间的呼声何时才能冲破庙堂上这道关于“杂音”的“厚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