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杂音”的杂音
王长华
    《百年潮》杂志2006年第11期上刊载了一篇《阴法唐谈青藏铁路建设的决策》的文章，文中有一段话颇耐人寻味：
    2000年2月12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期间，西南组的热地等也提出建设青藏铁路的问题，请求中央尽快修建进藏铁路。11月10日，江泽民在铁道部的报告上作了长达3页的批示，指出，“应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进藏铁路，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随后，傅志寰部长、孙永福副部长等铁道部相关领导亲自抓可行性论证。但是，就在相关部门紧锣密鼓地准备时，12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不同意见的文章，重提滇藏线和青藏线之争。我（阴法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许中田打电话，说中央已上青藏线已成定局，身为党的喉舌不要再有杂音。放下电话，我仍然不放心，担心媒体再起争论，将青藏铁路的建设搅黄了。于是，我又写信给丁关根，呼吁在修建青藏铁路的方案已经定下来时，媒体不要再出现杂音，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影响中央的决心。
    无独有偶，同一期的《百年潮》杂志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毛泽东与〈红楼梦〉》，文中写到：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下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并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一并附上，给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以及文艺界的有关负责人传阅。
毛泽东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有人要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
    两篇文章都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人民日报》的定位问题。
    1954年的人民日报社的有关领导，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因而拒绝刊发“小人物的文章”，引起了党的“最高领袖”的不满，由此“龙颜大怒”，把一场本来是很平常的学术争论，导引向残酷的政治斗争，并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头。从此，中国的学术争鸣，就身不由己地与政治扭在了一起，弄得学术面目全非，学人噤若寒蝉，学术的园地万马齐喑。
    既然“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那么，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场所？难道是“一言堂”的场所？既然拒绝刊发“小人物的文章”，那么上面所发的当然就全是“大人物的文章”了？两者联系起来，当年的《人民日报》就是“大人物搞一言堂”的场所了？奇怪的是，一边是拒绝刊发“小人物的文章”，一边又是党的“最高领袖”以“学术的名义”发动政治斗争的场所，这就更加让人匪夷所思，当时的党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时的《人民日报》又是什么“场所”呢？2000年12月的《人民日报》就因为刊登了一篇对于修建青藏铁路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就被阴法唐先生认为是“杂音”（阴法唐先生曾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全国人大常委代表及军队领导人）。青藏铁路已于2006年7月1日建成通车，包括阴法唐先生在内的青藏铁路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理应被载入中国历史的丰碑，这是毫不置疑的！但是，与此同时的是，笔者也于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为三峡工程的反对者表功的事，这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恐怕实在少见！这说明，三峡工程在当年要上马的时候，反对者也是大有人在，但当时的决策者是否认为那是一种“杂音”呢？重大的工程建设，动辄就投资几百个亿，那可都是民脂民膏啊！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谁来弥补？因此，在重大的决策之际，有“杂音”决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这起码说明，中国的决策正在越来越走向透明化、理性化和科学化。反之